CIA制造和助推阴谋论术语的贬义化

大多数人会震惊地得知，中央情报局（CIA）在 1967 年发起的一项宣传计划中将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标签作为贬义词普及开来，对 “阴谋论 “作为政治滥用术语的广泛引入负有责任，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一发展，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一种蓄意手段。 该计划是被设计来针对那些对沃伦委员会报告的批评声音。 宣传活动呼吁媒体公司和记者们批评“阴谋论者”，并对他们的动机和判断提出质疑。 中央情报局告诉其联系人，“部分阴谋论似乎是由共产党宣传人员故意制造的。” 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阴影下，这一关于共产主义影响的警告同时传达给了全球中央情报局宣传网络中数百名处于有利地位的新闻界成员，在大众心中给阴谋论标签注入了强烈的负面联想。

（沃伦委员会最终认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是被奥斯瓦尔德独自一人暗杀的。在接受审讯前，他在被警方拘留期间被刺杀。）中央情报局利用其媒体资产发起的这场宣传运动，使对沃伦委员会报告的怀疑成为嘲笑和敌意的目标。这场运动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宣传活动之一”。

该标签被用作贬义词，是当令人震惊的政治犯罪有利于最高领导人或涉及他们的议程时，政治精英用来压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大众怀疑的口头防御机制，尤其是当这些官员控制着那些负责防止相关事件发生或在事件发生后对其进行调查的机构时。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兰斯·德哈文-史密斯（Lance deHaven-Smith）如此写道，他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同行评审的著作《 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 》中讲述了中央情报局是如何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将那些质疑官方解释的人建构成广泛传播的、自动的、被污名化了的形象。这是一本极其重要且易读的书，是一本能够让你摆脱”黑客帝国“的稀有书籍。

deHaven-Smith 教授之所以能够写这本书，是因为这份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请求获得的文件：CIA Dispatch1035-960，其中列出了 CIA 的阴谋。该文件被标记为“不再需要时销毁”，但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

中央情报局在污名化对官方解释的怀疑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调查诸如 911 等“国家反民主罪”——State Crimes Against Democracy (SCAD) 变得困难。由于公众的思想被编程为热衷于嘲笑“阴谋怪人”，即使在 9/11 等可疑事件的情况下，官方也可以销毁证据，无视规定程序，推迟调查，然后成立政治委员会对官方主流叙事进行认可。deHaven-Smith 教授指出，在肯尼迪遇刺和 911事件等案例中，官方警察和检察机关从未进行过调查，而是将调查移交给一个政治委员会。

deHaven-Smith 教授的书支持了这个观点：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叙事，在 “国家反民主罪”（SCAD ）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准备好官方解释。这使得任何其他解释都成为“阴谋论”。deHaven-Smith 教授是这样说的：

A SCAD approach to memes assumes further that the CIA and other possibly participating agencies are formulating memes well in advance of operations, and therefore SCAD memes appear and are popularized very quickly before any competing concepts are on the scene.

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控制了美国民众对那些“美国建国者本会怀疑的、涉及美国政府的、使得美国政府内部掌权者能够策划为隐藏议程服务的可疑事件”的看法。911事件为华盛顿主导的世界创造了无休止战争的新范式（爱国者法案）。中央情报局在控制美国民众观点上的成功使得调查精英政治犯罪变得不可能。因此，叛国罪现在有可能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下文摘自本人翻译的 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 的引言部分：

https://zhuanlan.zhihu.com/p/507600988

译者前言： 康德：卢梭使我明白，如果我的工作不能够恢复人的尊严与权利的话，那么，我的工作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工匠。

引言 重罪盲

阴谋信念反映了美国特有的文化弱点这一论点首先由政治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提出，称流行的阴谋论源于“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1] 这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年后，但霍夫施塔特谈论的并非肯尼迪遇刺案，而是麦卡锡时代右翼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多年来，其他作者将阴谋信念归咎于美国人的种族偏见、对移民的敌意、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以及对社会变革、财富集中和世俗化的焦虑等性格缺陷。

这种对阴谋论的本能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它经常导致因噎废食，将所有阴谋论视为同样的荒谬和侮辱。 事实上，阴谋信念在支持证据和合理性方面差异很大。 一些阴谋怀疑是有道理的，需要调查，而另一些则没有。

文献对反政府怀疑的仓促驳斥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态度，而更是一种在支持和反对各种有争议的主张的观点平衡中的偏见。 相反，某些早已被雇佣来构建和概念化主题的术语已经阻止和排除了客观的观察和分析。 在这种人为预谋植入的语言（loaded language ）中最重要的是“阴谋论”一词本身。

一段奇特的历史

1964 年之前， “阴谋论”一词在美国日常对话中并不存在。作为一顶包罗万象的大帽子， “阴谋论” 这个标签被用来扣在所有对沃伦委员会的结论的批评声上，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肯尼迪总统是被一个形单影只的枪手，在没有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帮助或预知的情况下刺杀的，阴谋论一词从此进入了美国的政治言论词典。 从那时起，该术语的流行程度和应用范围呈爆炸式增长。

最初，阴谋论并不是嘲笑和敌意的对象。 然而，今天，阴谋论的标签经常被用来驳斥广泛的反政府怀疑，将其视为类似于迷信或精神疾病的思维受损症状。

Cass Sunstein 和 Adrian Vermeule 在 2009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阴谋论“起因和治疗”的期刊文章中以更谨慎的措辞表达了同样的判断。 [8] Sunstein 是一位哈佛法学教授，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在他们的法律评论文章中，Sunstein 和 Vermeule 扩展了这一想法，并提出了秘密的政府行动，让人想起 FBI 在 1960 年代在反民权和反战运动上的努力（译注：60年代FBI臭名昭著的COINTELPRO反情报行动）。 他们考虑了一些应对阴谋论影响的手段，包括公共信息宣传活动、审查制度以及对运营阴谋论网站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进行罚款。最终这些手段被认为不切实际而未被实践，6#因为他们会吸引注意并加强那些反政府的怀疑，于是他们呼吁实施“认知渗透”计划，在该计划中，传播阴谋论的团体和网络将被渗透和“破坏”。

一个有缺陷的非美国标签

这个概念既存在根本缺陷，又与美国的法律和政治传统直接冲突。 作为对权势人物秘密阴谋的非理性政治怀疑的标签，这个概念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事实上，高层的政治阴谋确实发生过。 尼克松政府的官员确实密谋窃取 1972 年的总统选举。 [10] 里根白宫的官员确实参与了一项向伊朗出售武器并将利润输送给尼加拉瓜叛军的犯罪计划。[11] 布什-切尼政府确实共谋在关于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强度上误导了国会和公众。 [12] 如果某些阴谋论是正确的，那么通过定义来将所有对精英阴谋的未经证实的怀疑都视为错误的，这一做法就是荒谬的。

阴谋论概念的这一致命缺陷使7#大多数学者和记者没有注意到他们使用该术语来嘲笑对精英政治犯罪的怀疑背叛了从国家创始人那里继承的公民精神，这一点更加令人惊讶。从建国之初，美国人就害怕政治内部人士密谋颠覆宪政。 那些现在将阴谋论斥为毫无根据的偏执狂的人显然已经忘记了美国正是建立在阴谋论之上的。 《独立宣言》中声明，乔治国王“一再伤害和篡位的历史”证明他正在密谋建立“对这些州的绝对暴政”。 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只熟悉宣言中关于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开头段落，但如果他们阅读该文件的其余部分，他们会发现它致力于详细说明国王的滥用职权是如何表明他的专制意图和计划的。 包括繁重的税收、煽动奴隶叛乱和印第安人起义、没有代表的税收以及对殖民地投诉的漠不关心。 《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认为，正是这种“将他们压榨到绝对专制统治下的设计”，而不是任何或所有滥用职权行为本身，才赋予他们“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提供新的警卫”的权利和义务。

开国元勋们认为政治权力是一种腐败的影响力，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孕育出反对人民利益和自由的政治阴谋。 他们一再明确地呼吁民众对高层的反民主计划保持警惕。 他们受过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育，明白西方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防止最高领导人滥用权力实施专断统治，开国元勋们恰当地称之为“暴政”。英国依靠普通法来定义其政府的权力和程序，8#而建立美利坚共和国的那一代人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对公职人员设定了明确的限制。 然而，他们明白所有宪法都容易受到颠覆，因为最终它们是由公职人员自己解释和管理的。 开国元勋们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认为今天反对阴谋怀疑的常识规范（norms）不仅傲慢，而且危险而不美国。

开国元勋们也会感到震惊，阴谋否认者攻击和嘲笑那些持阴谋论信念的个人，却忽视供应和传播阴谋思想的那些机构，即使后者被证明是在现代美国历史上真正危险的思想。 至少自二战结束以来，指控邪恶政治阴谋的理论堡垒一直不是那些调查肯尼迪遇刺和其他政治犯罪和悲剧的业余人员，而是美国政府。 在二战后的前三年，美国官员声称共产主义者正在密谋接管世界，美国官僚机构充斥着苏联间谍，以及称 19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是受苏联影响下的产物。 最近，他们声称伊拉克是 9/11 的同谋，未能处置其生物武器，并试图在尼日尔购买铀，以便制造核弹。 尽管这些想法是不真实的，但它们影响了数百万美国人，引发了社会恐慌，助长了战争，并导致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 如果阴谋否认者如此关注阴谋式的怀疑在美国政治和公民文化中的危险，他们为什么忽视美国政客中的阴谋主义（conspiracism）？

最后，对于那些想要纠正异见者的观点的人来说，有些东西是非常虚伪的。 Sunstein 和 Vermeule 说，阴谋论的信徒须要中断9#他们的讨论，因为它们很危险。但是，还有什么比认为“操控别人的想法是可令人接受的”更危险的呢？ Sunstein 和 Vermeule 的虚伪令人叹为观止。 他们会让政府密谋对付那些对政府阴谋持有怀疑信念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会让政府如愿地禁止公民说政府所做的那些事。 哈佛法学教授是如何陷入这种奥威尔式逻辑的？ 人们只能假设阴谋论的概念中一定有什么令人困扰的东西。

命名禁忌话题

在下文中，我将尝试重校对被赋予“阴谋论”这一嘲讽标签的现象的分析。 在 2006 年经同行评审的期刊文章中，我引入了国家反民主犯罪 （SCAD） 的概念，以取代“阴谋论”一词。 [13] 我说取代而不是替换，因为 SCAD 不是阴谋论的别称； 它是阴谋论标签所阻止我们谈论的不法行为类型的总称。 基本上，“阴谋论”一词是贬义的，用于指称未经公职人员本人证实的官方不法行为。

该标签被用作贬义词，是当令人震惊的政治犯罪有利于最高领导人或涉及他们的议程时，政治精英用来压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大众怀疑的口头防御机制，尤其是当这些官员控制着那些负责防止相关事件发生或在事件发生后对其进行调查的机构时。

通信科学家 Ginna Husting 和 Martin Orr 11#都是博伊西州立大学的教授，他们研究了阴谋论标签作为贬义词的使用。 在 2007 年一篇关于该主题的同行评审文章的开头，他们指出了该标签的修辞方式：

如果我称您为阴谋论者，那么您是否真的声称存在阴谋或您是否只是提出了一个我宁愿避免的问题都无关紧要。 我扭曲了互动机制，所以现在你，而不是我，被要求承担解释的责任。 事实上，我还通过给你贴上标签，战略性地将你排除在公开演讲、辩论和冲突发生的领域之外。 [14 p. 127]

Husting 和 Orr 继续解释说，对阴谋论的指控使任何对特定社会或历史事件的解释“无论证据的质量或数量如何”都是不可信的。 该标签具有这种抹黑、结束争论的效果，因为阴谋论已被视为没有事实根据的纯粹怀疑，而不是从环境和证据中对重要事项的合理推论。

相比之下，SCAD 结构不是指一种指控或怀疑。 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越界：从内部对政治体系的组织原则的攻击。 对于这些极其严重的罪行，美国开国元勋使用“重罪” （high crime） 一词，并将叛国罪和“危害人民自由的阴谋”一同列入此类别。 SCAD、重罪和反民主阴谋也可以称为“精英政治犯罪” （elite political crimes） 和“精英政治犯罪行为” （elite political Criminality) 。 SCAD 结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传统术语或垄断对这一现象的概念化，而是添加一个描述性术语，以某种特定方式捕捉代议制民主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12#会被内部那些受托维护宪法秩序的人颠覆的潜在可能。

SCAD 被定义为政府内部人员旨在操纵民主进程和破坏人民主权的共谋行动或不作为。 [13] 已被官方证实的 SCAD 的例子包括水门事件的闯入和掩盖； [10, 15–17] 伊朗门事件 [11, 18] 的非法武器销售和秘密行动； 以及通过揭露约瑟夫威尔逊妻子的情报人员身份来诋毁约翰逊的那些努力。 [19, 20]

有理由怀疑高级官员参与的许多其他政治犯罪未经调查或仅进行了表面调查。 即使国家共谋的证据受到质疑，它们也会被纳入 SCAD 研究，因为将它们排除在外就意味着接受其那些有失公正且存在过失的个人和机构的判断。 标的物的性质使得官方调查——如果进行的话——通常会因为存在利益冲突而无可避免地出现妥协。 因此，必须根据其特点对证据进行独立评估，并且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哪些事件最有可能是精英政治犯罪。 当然，正如 Husting 和 Orr 所指出的那样，贬义化的”阴谋论“标签恰恰是在修辞上被部署以极力避免证据的引入。

知觉筒仓

倾向于单独和孤立地考虑可疑的政治事件，而不是集体地和比较地看待，这不仅限于阴谋论文献； 这种倾向已经被植入阴谋论的标签当中，并已成为美国公民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倾向。

原因和后果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看待精英政治犯罪的方式——这种将平行犯罪分开看待并将它们视为不同且不相关的极为普遍的倾向——与对待普通人的犯罪的方式完全相反。 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而她在家里发生了一场离奇的事故，18#人们一定会怀疑事故的发生与她的富有相关，而且事故很可能不是巧合。 如果这个男人再娶一个富有的女人而她再次意外身亡，人们自然会怀疑其中有阴谋，而丈夫将是妻子死亡的主要嫌疑人。 如果丈夫在事故发生前几周或几个月为某位妻子购买了人寿保险，这将被视为预知的间接证据。 如果警方未能发现两位妻子死亡的明显相似之处，他们必将被视为无能、有疏忽或被收买。

寻找入室盗窃、银行抢劫、汽车盗窃和其他犯罪的模式，并使用发现的任何模式寻找确定罪犯身份的线索和正在被利用的犯罪漏洞，这是警方的例行规程。 这种犯罪分析方法在电视犯罪节目中反复出现。 这就是电视剧《Criminology 101》。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更不用说犯罪调查员、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调查暗杀、选举惨败、国防失败和其他影响国家政治优先事项的可疑事件。

为什么我们将涉及政治精英的犯罪区分开来，而对普通民众的犯罪却反其道而行之？ 至少有两个因素阻止我们将精英政治犯罪的点滴线索联系起来。 一个是“阴谋论”一词，适用于具有重大政治后果的犯罪，但不适用于其他犯罪。 阴谋论短语鼓励认知割裂划分，因为该短语并不适用于相互关联的犯罪。 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由一个团体策划和实施的多项犯罪通常被称为“有组织犯罪”，而不是阴谋。 “阴谋”一词是为围绕一个主要犯罪目标的阴谋以及为此目的而聚成的犯罪网络而保留的。 黑手党不是阴谋；19#它是一个组织。 每个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案的阴谋论其实都在含蓄地表示刺杀总统的是临时组建的一群阴谋者，而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暗杀小组或犯罪组织。 因此，即使我们认为暗杀约翰·肯尼迪是一场阴谋，认为暗杀罗伯特·肯尼迪是一场阴谋，我们仍然不太可能认为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阴谋”这一概念将它们设想为是相互孤立而单独的计划。

阻碍我们在涉及政治精英的政治犯罪之间建立联系的第二个因素是，寻找联系首先需要怀疑，但对政治精英的怀疑违反了阴谋论标签的贬义内涵中所体现的常识规范。 正如我们对暗杀、有争议的选举和恐怖袭击的言语习惯和观察倾向所表现的那样，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谈论此类事件间的关联。

这种厌恶是习得的。 美国人知道，对政治精英表示怀疑会使他们成为敌意和嘲笑的对象。 口头上的鞭挞各不相同，但很难反击，因为它们通常滥用理性。 例如，在使用阴谋论标签作为贬义词时，阴谋否认者暗示官方对令人不安的事件的描述比阴谋怀疑要可靠得多——就好像官方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存在推测或预设一般。 然而，事实上，阴谋否认者和揭穿者都依赖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未阐明的理论——一个非常有问题的理论。 在后二战时代，官方调查将暗杀、选举惨败、国防失败和其他可疑事件归因于诸如独立的枪手、陈旧的投票设备、官僚作风、无辜的错误等不可预测的特异力量。 9/11 事件 (to quote the 9/11 Commission, p. 339）则被归于 “想象力的失败”。 20#实际上，对可疑事件的官方报道已经用巧合理论回答了阴谋理论。

本书的其余部分

本书其余部分是关于美国公民文化的转变，从创始人对精英政治阴谋的顽固现实主义到今天全面谴责阴谋论并用定义将其视为荒谬。 这种文化逆转不是自发发生的。 它是政府自己一手计划和精心操纵的。 转变的动力源于二战期间政治哲学中晦涩的辩论，以及已成为美国政府核心永久威胁的间谍活动和阴谋的秘密世界。 阴谋论的标签被故意用来压制（如果有的话）关于保密、国内监视和政府宣传活动的美国民主讨论。

本书的其余部分分为六章，每一章都侧重于阴谋信念的特定方面或前提，这对恢复我们的反暴政敏感性特别重要，但这在22#阴谋论理论文献和公共话语中被忽视了。

第 1 章强调了未明确说明且未经检验的传统信念在确定什么是贬义的阴谋论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事实证明，在阴谋否认者的手中，正像这个标签所暗示的那样，什么是阴谋论，并不取决于作为对秘密阴谋的猜测其主张的形式和标的物，而是取决于该阴谋论与“对政治精英的动机和正直的传统信念”的关系。 关于美国黑手党或俄罗斯政客的阴谋论能被人接受；而针对美国政客的相同理论被认为是荒谬和偏执的。

第 2 章挑战了获得广泛共识的观点，即代议制民主依赖于公众信任和文明，而这两者据称都被阴谋论所侵蚀。 本章重点关注开国元勋们认为不信任在代议制民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公民对其民选官员的不信任，以及官员对彼此的不信任。 本章考察了阴谋怀疑在开国元勋们的政治科学中的作用，以及该科学在美国宪法和 19 世纪和 20 世纪政治改革中的应用。 怀疑被写入宪法制衡体系并为其注入活力，体现了开国元勋们分权、分散否决权、将权威行动限于协作框架中的方法。 本章最后讨论了如何在纽伦堡战争罪审判中首次将阴谋的法律概念应用于政府和政治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向德国人民说明他们作为议会民主制中的公民有责任不断警惕高级官员们扩张扩大和巩固权力的行为。

第 3 章表明，转向否认23#阴谋论的知识基础是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不久奠定的。在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美国顶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是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Beard） ，他以揭露精英们将财富优势缝入美国宪法的阴谋而闻名。 然而，在世界大战的阴影下，两位欧洲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和利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将极权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助长社会偏见和破坏对权威的尊重的阴谋论形式。 随着波普尔和施特劳斯的思想进入大学并影响教学和研究，各种阴谋论被混为一谈并受到谴责，包括对高级官员犯罪的合理怀疑。

第 4 章解释了 CIA 宣传计划的设想和影响，这些计划传播了“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 和“阴谋论者” （conspiracy theorist） 等术语，并赋予了它们贬义的内涵。 我跟踪了该标签在《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上的用途和内涵，提出了证据将阴谋论标签的特定负面含义直接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联系起来。

第 5 章转向美国国家反民主罪 （SCAD） 的理论和研究。 SCAD 研究将与科学史上克服看似无可辩驳实则错误的观点的例子一起介绍，例如人们曾相信地球是静止的而非绕其轴旋转的。 对 SCAD 的分析突出了 SCAD 目标、时机、策略和政策后果方面的一些共性。 由于人们对重罪的看法在认知上被严重割裂划分，这些模式以前未被人识别。 SCAD 模式表明，军事和军工利益可能是 SCAD 的嫌疑人，它们煽动社会恐慌、鼓励军国主义并与战争有脱不开的干系。 SCAD 的时机、目标和政策后果也表明24#，国家安全机构的能力正被白宫拉入美国国内政治。本章最后将 SCAD 研究的经验应用于 9/11 和炭疽信件袭击，提出了有关美国可能的提前预知、反恐战争的语言以及“9/11”事件这个名字与美国紧急电话号码（9-1-1）之间的联系的问题。

第 6 章考虑了在美国民主中加强人民主权和法治的可能性。 将二战后 SCAD 的激增归因于几个相关因素，其中主要是政治阶层越来越意识到宪法和人民都是在这个充满大规模破坏武器和冷血敌人的时代中保护国家所需的政策的障碍。 同样重要的是一种很少公开承认但似乎被广泛分享的流行观点，即偶尔的政府犯罪如果有助于保持美国的安全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这些想法被证明是天真和错误的，他们假设自由和民主在只有部分得到享受的情况下仍可以持久延续。 SCAD 并非偶尔偏离人民主权； 他们发动战争，窃取选举，改变国家的方向，煽动恐惧和仇恨。 本章建议进行法律改革，以鼓励对重罪进行积极调查，并允许独立的执法专业人员开展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最高领导人任命蓝带小组 （blue ribbon panels） 和调查委员会时所缺少的。 涉及到 SCAD 时，坚持执行法律和规则的人是一线人员。

1. Hofstadter, 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Harper’s Magazine, 1964.

2. The Warren Commission was a blue ribbon panel appointed by President Johnson to investigate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It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by the name of its chair, Earl Warren, chief justice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Its findings were issued in a report titled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The report is commonly known as the Warren Commission report or the Warren report.

（沃伦委员会是约翰逊总统任命的一个蓝带小组，负责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 它通常以其主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 （Earl Warren） 的名字来称呼。 其调查结果发表在一份题为“总统委员会关于暗杀约翰 F. 肯尼迪总统的报告”的报告中。 该报告通常被称为沃伦委员会报告或沃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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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he term “false flag” originally referred to pirate ships that flew flags of the home countries (or allied countries) of the ships they were approaching to attack and board. The pirates used the false flag as a disguise to prevent their victims from fleeing or preparing for battle. The term today extends beyond naval encounters to include countries that organize attacks on themselves and make the attacks appear to be by enemy nations or terrorists, thus giving the nation that was supposedly attacked a pretext for domestic repression and foreign military aggression. In the wake of the hijacked airplane attacks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 term was stretched further by some commentators to include terrorist attacks that a government knew were coming and could have stopped but allowed to succeed so that the nation would be primed for war. In general, the term “false-flag terrorism” today can even refer to quasi-military violence carried out against civilians by groups that, whether they know it or not, are being influenced, supported, controlled, or tricked by the victim nation. The language has become looser becaus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terrorism and international intrigue, the duplicity of n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disjointed.

(“假旗”一词最初是指悬挂其正在接近攻击和登船的船只其属国（或盟国）国旗的海盗船。海盗们使用假旗作为伪装，以防止受害者逃跑或准备战斗。今天，这个词已经超出了海军遭遇的范围，包括组织对自己发动袭击并使袭击看起来像是敌国或恐怖分子的国家，从而给本应受到袭击的国家提供了国内镇压和外国军事侵略的借口。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被劫持的飞机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些评论员进一步扩大了该术语的范围，包括政府知道即将发生并且本可以停止但允许成功的恐怖袭击，以便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总的来说，今天的“假旗恐怖主义”一词甚至可以指受害国影响、支持、控制或欺骗的团体对平民实施的准军事暴力，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语言变得更加宽松，因为在当代恐怖主义和国际阴谋的背景下，国家的两面性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脱节。）

1. Gould, J., TV: Truman Capote Defines His Concept of Justice: He Offers Theories on the Assassinations, New York Times, 1968. Note how Capote is ridiculed for connecting the dots.

2. Freema n, S. F., and J. Bleifus, Was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Stolen? Exit Polls, Election Fraud, and the Official Count. 2006, New York: Seven Stories.

3. Broad, W. J., et al., Anthrax Probe Hampered by FBI Blunders, New York Times, 2001.

4. Cable Sought to Discredit Critics of Warren Report, New York Times, 1977.